《中国新闻出版报》:郑州往事

类别:媒体视点  所属专题:爱书人的宣言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发布时间:2012-7-23 

2012年7月20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电子报 >> 第6版:序与跋

作者:沈昌文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时间:2012-7-20 9: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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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往事


□ 沈昌文


马国兴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2年6月出版

马国兴先生谈经营书店的大作在网上流传时,我已不断拜读。我是书业的老兵,自然要关心书店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说起创办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是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那年头,我接手重新开张三联书店,心里又高兴又惶恐。幸亏有好多老前辈相助,让我把三联书店逐步兴办、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位罗孚先生就帮了大忙。我在别处说过,罗孚这位闻名海外的老报人当年之所以在北京居留十年,是上帝的旨意。这十年里,他实实在在帮了我的大忙。别的不说,他介绍了好多文化人同我见面,让我广辟人脉,十分难得。某日,他安排老报人徐铸成先生与我们共餐。我一听说要见徐老,高兴得跳起来。

徐老那天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孙子徐时霖先生。时霖兄不久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薛正强先生。徐、薛两位年轻人当时都在北京跟从一位冯教授学管理科学。我很奇怪,徐先生学化学出身,薛先生本业是考古,两个人现在都去学管理科学。这也许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尚吧。此后更想不到的是,薛先生向我提出,他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了。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做“三联书店”。

我还想啰唆的是郑州三联书店另一方面的活动:它同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兴办的“郑州越秀学术讲座”。

我是“好食之徒”,到了郑州,正强老兄自然要招待我上饭馆。三吃两吃,在金水路上一家越秀酒家吃上了瘾。于是又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崔乃信先生。崔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对文化又很有兴趣,本人就有不少珍贵的收藏。谈来谈去,正强兄提出利用越秀酒家这方宝地,搞个“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大家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我想使这主意便于实行,不致遭到还在遥控三联的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就先同也是“好食”的丁聪老人家商量,并把他请到郑州去考察。丁老了解后大为赞赏此举,我有了他这个靠山和挡箭牌,更壮了胆,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第一次讲演。那时,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正好住在北京,我同他时相过从,于是就邀他赴郑州作第一讲,讲题是“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这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月都要请一位专家赴郑州讲演,累计下来,前后一共办了140多场。为了报答崔先生和正强兄的盛情,提高讲座声誉,除了邀请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外,我很费心机地邀了不少学术界的领导人也去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我就都邀了。我利用我曾是胡绳名义上的老秘书身份,居然设法把他请去。于光远老人家去了不止一次。最令我感念的是费孝通老人家。他当年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居然被邀到了郑州好几次。

费老对这类活动很感兴趣。多次同我用英语说,多同其他学者和读者交流是一种脑力锻炼。我们老年人除了体力锻炼外,还应该进行脑力锻炼。他希望我在北京也进行这类活动。可惜我后来没有办成。我还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指出,这是“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并引用一位领导人的话说,“越秀文化现象是一种现代经济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良好标志”。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郑州越秀学术讲座”,除了怀旧,主要是还妄图在现今提倡这类活动。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当然,这种积累需要投资,书业本身可能力有未逮。但从我在郑州的经验看,像崔乃信先生这样肯于助人的企业家大有人在。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