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网络宣传文案

类别:麒麟快讯  所属专题:爱书人的宣言
来源:麒麟传媒  发布时间:2012-5-25 


书  名:《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精装)
定  价:38.00元
作  者:马国兴  著
出 版 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6-1

版  次:1           页  数:288            字  数:172000
印刷时间:2012-6-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I S B N:9787549306800    包  装:精装


编辑推荐

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书店的经管人员如马先生者有这样的水平。从现在马先生的文章看,还不好只说他有水平这类话。这位先生简直是个书迷。具体的事情,请大家看本书,我现在就不多罗嗦了。

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

——沈昌文(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原主编)

读马国兴兄的文字,已经有许多年了。最初,我赞叹他的勤奋,赞叹他的执着,赞叹他清新流畅的文字。渐渐地,我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许多本真的东西。比如:真情,那是他对书的热爱;真意,那是他淳朴的性情与文风使然;还有真知,他的勤学与认真精神,孕育了这些文章的可靠性。

——俞晓群(著名出版家,辽宁教育出版社原社长,海豚出版社社长)


内容简介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一书分为“书店传”、“偏见书”、“书生活”三辑。“书店传”一辑,描摹出入书店的读者、作者、同事的众生相,记述书店的营业、邮购、签售等服务细节,采撷排行榜、书评、订货会等书业元素,展现书店及书业的方方面面,以及从业者的五味生活。“偏见书”一辑,以书为纲,展示个人的阅历,在书与非书之间,带出内地近年来的出版史,以及对书业的见解。“书生活”一辑,从更广泛的角度呈现读书体验,记述聚书、散书、出书、偷书的故事,并对盗版书、签名书、漫画书予以观察与思考,勾勒一个人的阅读史。


作者简介

马国兴,生于1974年。河南博爱人。曾在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工作多年,现任百花园杂志社副总编辑。


目  录

序一 郑州往事(沈昌文)
序二 一部书店的史记(杨晓敏)

上辑 书店传

不同的书店,一样的灯光
店长琐忆
服务记事
读者种种
作者碎影
同事素描
书店姻缘
摆渡纪略
邮购流水
排行榜说
所谓书评
签售因果
同业凡例
书市春秋
情结三联

中辑 偏见书

事关林达
寓言:事关远方
泛舟书海,凭吊流年
一个人的出版探索
偏见书
如是我闻

下辑 书生活

聚书记
散书记
出书记
偷书记
盗版书一瞥
签名书风景
漫画书漫话
同道张爱玲

附录:读友说《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选读之一

序一 《郑州往事》

沈昌文

马国兴先生谈经营书店的大作在网上流传时,我已不断拜读。我是书业的老兵,自然要关心书店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说起创办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是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那年头,我接手重新开张三联书店,心里又高兴又惶恐。幸亏有好多老前辈相助,让我把三联书店逐步兴办、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位罗孚先生就帮了大忙。我在别处说过,罗孚这位闻名海外的老报人当年之在北京居留十年,是上帝的旨意。这十年里,他实实在在帮了我的大忙。别的不说,他介绍了好多文化人同我见面,让我广辟“人脉”,十分难得。某日,他安排老报人徐铸成先生与我们共餐。我一听说要见徐老,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一九四七、四八年期间,我受地下党员的影响,趁给他们买市上进步报刊之际,自己也常常先找来看。于是,我在我的同辈工人中间,常常念叨一位上海的进步报人“徐寿成”。我那时不识这“铸”字,一直读成“寿”。现在居然要与这位大人物共餐,如何了得。

徐老那天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孙子,徐时霖先生。时霖兄不久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薛正强先生。徐、薛两位年轻人当时都在北京跟从一位冯教授学管理科学。我很奇怪,徐先生学化学出身,薛先生本业是考古,两个人现在都去学管理科学。这也许是八十年代的时尚吧。以后,更想不到的是,薛先生向我提出,他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还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是,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由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做“三联书店”。但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书店的经管人员如马先生者有这样的水平。从现在马先生的文章看,还不好只说他有水平这类话。这位先生简直是个书迷。具体的事情,请大家看本书,我现在就不多罗嗦了。

我还想罗嗦的,是郑州三联书店另一方面的活动:它同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兴办的“郑州越秀学术讲座”。

我是“好食之徒”,到了郑州,正强老兄自然要招待我上饭馆。三吃两吃,在金水路上一家越秀酒家吃上了瘾。于是又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崔乃信先生。崔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对文化又很有兴趣,本人就有不少珍贵的收藏。谈来谈去,正强兄提出利用越秀酒家这方宝地,搞个“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大家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我想使这主意便于实行,不致遭到还在遥控三联的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就先同也是“好食”的丁聪老人家商量,并把他请到郑州去考察。丁老了解后大为赞赏此举,我有了他这个靠山和挡箭牌,更壮了胆,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第一次讲演。那时,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正好住在北京,我同他时相过从,于是就邀他赴郑州作第一讲,讲题是“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这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月都要请一位专家赴郑州讲演,累计下来,前后一共办了一百四十多场。为了报答崔先生和正强兄的盛情,提高讲座的声誉,除了邀请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外,我很费心机地邀了不少学术界的领导人也去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我就都邀了。我利用我曾是胡绳名义上的老秘书的身份,居然设法把他请去(五十年代中,胡绳名义上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而我是社长室的秘书,可他从不来人民出版社,我当年极少见过他)。于光远老人家去了不止一次。最值得我感念的是费孝通老人家。他当年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居然被邀到了郑州好几次。每次去,河南省领导都亲自接待。有一次,省委书记李长春借机同他在郑州长谈,费老对河南的发展提了不少意见。据说,当年河南省为防止干部吃喝,对餐馆门口停的汽车要实行登记,但越秀酒家例外。因为那里常有北京去的领导人出席。

费老对这类活动很感兴趣。多次同我用英语说,多同其他学者和读者交流是一种“脑力锻炼”。我们老年人除了体力锻炼外,还应该进行“脑力锻炼”。他希望我在北京也进行这类活动。可惜我后来没有办成。我还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指出,这是“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并引用一位领导人的话说,“越秀文化现象是一种现代经济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良好标志”。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郑州越秀学术讲座,除了怀旧,主要是还妄图在现今提倡这类活动。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当然,这种积累需要投资,书业本身可能力有未逮。但从我在郑州的经验看,像崔乃信先生这样肯于助人的企业家大有人在。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

二零一二年四月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选读之二

不同的书店,一样的灯光

《书店的灯光》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书店的书。作者刘易斯•布兹比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曾在书店和出版社工作多年,他在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己作为读者和书业从业者的经历与感受,兼及图书的印刷、出版和发行的历史——我对前者更感兴趣,从中依稀可见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乃至我的未来。阅读的过程中,我总是时常走神,思绪由作者的描述漂移到自己的经历,“刹那间也成了活生生的普鲁斯特”……

我依然保留着这样一个书签,还有其他一些来自乌鸦书店的东西,一把船长椅,一个白净的咖啡杯,都是我在四年的幸福时光中偷来的。

书业同道的痴狂原来是不分国界的,有差异的,仅仅是不一样的书店名字,和道具而已。我的青春,有一段也烙上了书店的印记,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的五年里,自己留存了很多实物,作为成长的见证。北京三联书店印制的书签、笔记本自不必说,设计精美的图书海报、自己制作的员工借书卡、越秀学术讲座的邀请函……先后成为我的珍藏。甚至多年以后,我还暗暗后悔,当初在农业路店拆迁之前,没有及时将那个门牌取下来收着。和乌鸦书店不同的是,郑州三联书店从农业路另迁别处,如今依然存在,发挥着城市学堂的功能,但不可否认,作为我青春的承载,郑州三联书店农业路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虽有时空与繁杂俗事的阻隔,记忆却依然鲜活,比如和它的相遇。

这家咖啡馆兼书店的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作家肖像和照片,标签上打印着他们的名字,我大声地读着以图记住他们。在这个新地方有一种亲密的历史感,一种过去时代及其传奇的重要性,一种像我这样成长在没有历史的加州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历史感。其实最令我触动的是这些大作家的生平。他们的照片不仅是装饰;他们的作品放满书架。

没错,这就是我进入郑州三联书店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秋日午后,出了考场所在地郑州九中的校门,不经意间,竟然撞见了“三联书店”——在我之前的概念里,它只是四个印在我的《庄子说》、《人生五大问题》、《傅雷家书》等书上的汉字,只是一家距离自己过于遥远的出版社,没想到它还可以是一间书店,让人漫步其间。我与它一见钟情。农业路店很精致,不过四十余平米,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自然,这里没有咖啡馆的位置,它还处于书店的初级阶段,而那个时代的读者,似乎也还没有这种奢求。镶着镜框的照片,多是近代中国学人的,诸如弘一大师、冯友兰、马一浮、周作人,在他们的注视下,我的无知一览无余。

我被这些图书的重要性,也被我对图书的孤陋寡闻所触动;也许就在此时我明白了人生短促而书海无涯。

在书店转了一圈,极度自卑的我最终选了一本《歌德谈话录》,付款时,特意让店员在书上加盖了销售印戳。当时我只是觉得,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买书的好去处,却并没有想到,两年后自己会站在这里为读者服务,而那“三个披星戴月的筑路工人”竟也成为自己的写照。我对那枚店徽的意思不解,询问店员之后,得见三联书店简史,忙拿到附近的文印店复印了一份。对三联书店历史的了解,无疑为我随后能加盟其中增添了砝码,也正由于对先行者的敬意和一贯的关注,几年后我提笔为郑州三联书店立志修史。

在书店工作鲜为人知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始终带给我欢乐和回馈。书店工作区的特点就是自由和灵活,感觉是在公共场合干私活,与时光以及漫步其中的陌生人交流。书店是一个广场,是街道的延伸,是一个市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感觉上,铺面工作都要比小隔间或办公室的工作更呼吸顺畅,更能敏锐地感觉到光线的变化,季节的来去和起伏。转铺面就像是转世界,是主动的参与,而不是偷偷摸摸的逃避。

作者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书店工作五年,自己在店面的时间不足两年,之前是在仓库,之后是在办公室,然而我总是流连于店面,之前是期盼,之后是忘情。读者少的时候,我们整理书架、打扫卫生,店员之间互相提问作者的作品、作品的作者,或者随便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不知情的对方猜猜少了什么书——这些内容,都是店委会不定期要考查的。顾客多了,有人翻箱倒柜地找书——书店空间有限,书架上的书没有复本,而不少滞销且没压膜的书,因为我们擦拭书架,书脊下部都黑了,难免不入挑剔之眼;有人熟练地拨打算盘忙着结算——我们倒是有计算器,不过店里要求熟用算盘,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有人手脚麻利地用牛皮纸为读者捆扎图书——那时人们买书可真是多,不像后来每次只是三两本甚至空手而归,弄得我这个包装熟手难得展示技艺……

书店的义务是销售我们顾客需要的任何书籍。我们还认为反抗审查的压力是我们的义务,即便在本案例中这种压力是以一个认真的个人的形式出现的。

可惜的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书店并不能为读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于反抗审查,更是一种过于奢侈的权利,属于非分之想。和作者的遭遇相近,我也遇到过审查官式的读者。某日,一位老兄指着书架间隙周作人的照片,出离愤怒地说:“这是个汉奸,你们书店为什么要挂他的肖像?他的书都应该烧了才好!”我们一时无语,只好僵笑着听他发牢骚。多年以后,写影评的周黎明替我回应了那位老兄:“这么多人这么乐意剥夺公众看某部影片的权利,同时又有很多人叫嚷着没好片看,你说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能怪谁呢?中国观众,我们只配没电影看,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作品给禁了。世界上没有哪部电影是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认同和赞许的。如果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可以剥夺所有人的选择权利,那么任何形式的创造都可以休矣。”

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阵地。

与作者上面那句话类似,这个立论之于我们,似乎是过于宏大和陌生了。但无疑,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每天出入其间的人难以计数又形形色色,不同的话语汇聚于此,“反映他们的时代,而且帮助形成那个时代”。这一点,由秀州书局范笑我先生的记录可证。我是个粗心的人,很少留心于此,现在回想起来的,不过是几种很有特点的读者而已:有人热心购买各个时期的禁书禁刊,一有风吹草动,必来书店点名讨要,比如《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方法》等书刊,不过也有信息失误导致反应过头的情况;有人专门收罗书名以“天”字打头的图书,无论什么内容,还说自己的书斋就叫“天斋”……你还别笑他们有病,爱书的人都有病,表现形式和程度不一罢了。限于场地,郑州三联书店并没有沙龙性质的聚会,不过经由书店结识的兴趣相投者甚多,自可以在别处交流提高。我就是在工作中和一些读者发展了友谊,还在书店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当我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我送给我的密友肯•泰勒一本;他正要去巴黎度蜜月,于是我请他到莎士比亚书店,偷偷地把我的书塞到书架上。几年后,在我自己到巴黎作蜜月之旅时,我查遍书架,发现我的书不见了;也许是被某个游客买走了,最好是被偷走的。

移目至此,我忍俊不禁,联想前文自曝少年时在书店偷《列侬回忆录》和偷看《花花公子》,作者的坦诚一以贯之。我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五年以后,又到百花园杂志社做发行,依然没有离开书业。书店还是不时会去,虽然成了一名普通的读者,我还会下意识地整整书架。有时站在那里呆想,如果自己的书摆在书店,会是什么感觉。几年后,我的散文集出版了,书名就叫《书生活》,我第一时间将它位移到书店,接受读者的检阅。不久,接到书店的电话,得知《书生活》动销,我不禁浮想联翩,在某个寂静的夜,温暖的灯光里,谁的素手翻开书页,阅读我的文字,留下一串串叹息……

“普林特斯”的关闭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二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小买卖肯定使业主们身心疲惫——但毫无疑问的是电子商务将人们困在计算机前而不再光顾商店。所有我们这些曾在“普林特斯”工作过的书虫都参与构建了这个将“普林特斯”抛弃了的未来,我们大家留下的是一片空旷。

一个独立的学术书店的消逝,对一个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很少有人会去细想。可以预见的是,纸质图书和传统的独立书店断然不会完全消失,它们在与连锁书店、网络书店和电子图书等书业新成员的竞争中,或许会节节败退,但存活下来的,无疑会是未来书业繁荣的重要力量,一切都要看从业者的努力了。

那些书仿佛变成城市里灯光闪烁的窗口,诱惑地显露出居住在封页之间的百态人生。这已不仅仅是生意,这是快乐,精神和肉体的快乐。

《书店的灯光》封底用了北京万圣书园墙上的两句话:“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移自郑愁予《野店》诗句,“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和书名甚为契合。不同的书店,有着一样温暖的灯光。这让我想到当年杭州三联书店经理叶芳的那句话:“是否还有另一种行业,如同我们书业界同行那样,仅仅因为对知识和人类不朽精神的向往和追求而彼此相像?对于所有已经投身于书业的人们来说,这个行业既使人自豪,使人痴迷,又是如此的艰苦卓绝。在这里,理想和希望不断成长和破灭,相互交织和影响……”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选读之三

服务记事

说到底,书店属于服务行业,其所有的工作都归结于“服务”二字。“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创办者邹韬奋先生提出的理念,后来为三联书店所继承——北京的出版社如是,各地的分销店亦然。当然,喊喊口号容易,难的是实践。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否则,服务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业内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某书店员工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入“科技类”,将杨绛的《洗澡》归入“生活类”,让人大跌眼镜。事儿有点极端,未必确实,但是理儿很明白,听者难以一笑了之。初入书业的人,谁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呢?当年我把顾毓琇的“毓”念作“流”,就曾被读者训教。还有一次,一位读者问起一本书,说是“新近出版的解放初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学者的传记”有没有,我一下子晕了,幸好有老店员在,判定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此书眼熟矣,是当时的畅销书,唯因自己没有翻过,不解其详,以至于差点与此单生意擦肩而过。我汗颜不已。

尴尬之余,不得不深入钻研。那时我负责夜间看店,下了班关上门,这儿便成了我一个人的书店。我从书架上抱下一大堆的书,恶补猛读——读是说不上了,是看,是翻,翻前言后记,翻精彩段落,稍做笔记。“风吹哪页读哪页”,这是对我那段生活浪漫的表述,而真实的感受是头昏脑涨,往往不知不觉沉沉睡去。时日既久,我对书店里的书都已略知一二了。举个例子。我在翻了一遍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后,顿悟:原来这一系列的书脊颜色并非随机选定毫无章法的,蓝色归纳的是经济学名著,绿色涵盖了政治法律类图书,而橙色聚合了哲学美学的经典!

在功利目的之下翻书,我得以迅即“博览群书名”,对于日常营业,基本上是游刃有余了。且说某日,一位读者询问书店是否有《神•鬼•人》这本书,那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的作品,如今已售缺,但我知道那是本写苏东坡的传记,恰好作家出版社“林语堂文集”里的《苏东坡传》有货,便推荐给他,于是,我们的销售额便增加了二十四元三角,自己颇有成就感。类似这种情况,还有不少:《苏鲁支语录》其实就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而《国富论》现译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苏雪林笔名绿漪,书店里其作品不止《苏雪林文集》一种,还有《绿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如数家珍,依然可以体味到当初那打通任督二脉般的欣喜。

显然,仅凭个人自发摸索是难以持久的,还需外力不时督促才好。那两年,郑州三联书店不定期要举行店员业务考试,总分为一百分,内容如下:作者作品和四道读者问答,各占四十分;店史和珠算,各占五分;打包,一项两种——大包“井”字双道捆扎带提手,要求四十秒内完成,小包“十”字一道捆扎,要求十五秒内完成,各占五分。相应地,我们也有奖惩制度:以六十分为标准线,对于不及格者,每少一分扣五元,并提出警告乃至劝退;超过八十分的每分奖励五元,超过九十分的每分奖励十元,另奖一本书。所奖图书,多以提高业务水平的工具书为主,比如我手头这本《中外作家作品简表》,上面加盖有书店公章,并写着一句话:“业务考试成绩优异,望继续完善自我,竭诚为读者服务!”

就算是为了应付考试,书店里也是充满了学习的风气。有谁发现了“新大陆”,诸如作品别名之类,随即与同事分享,说不定哪个读者一会儿就问到了呢。那时销售还是手工记录的,不过大家脑子里犹如安装有微机,复本还有多少,在哪个柜子里,基本上是一清二楚的。

然而,即使是业务水准日夜精进,也很难说就能做好服务,依旧马虎不得。我珍藏着一本学林出版社的《中国人》,翻开此书,扉页上面写着一段话:

余本来已于前年购得此书(沪),因带至渝阅读,又工作变换至郑,书籍及杂物由他人寄回石市,却由于一些令人不悦之因丢失殆尽,甚为心痛。今在郑之三联重购此书,甚喜、甚喜!

心远1997-06-02

再翻一页,还有一段,不过字体已变:

余从未购得过此书,三联已是旧知,故地重游,一时冲动见是好书便动买意未得细览居然夺人所爱,幸“书非借不能读矣”,只当借吾心远兄一书罢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七日

后面幽默的书友最终还是没能借读“心远兄一书”,因为里面尽是白页,和心远一样,他也到书店作了调换。半月内竟将这本残书二次售出,虽说是无心之失,足以让我无地自容了。我没有将其退回出版社,而是购之珍存,每每浮躁之时,取出翻阅,以作镜鉴。

服务无大事,服务亦无小事。安敢掉以轻心乎?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选读之四

读者种种

一直以来,我不愿将书店的读者唤作“顾客”——这个称呼显得刻板而生分,哪比得上“读者”的生动与温情?

我和爱人在郑州三联书店结缘,又先后离开了那里,由于有共同的工作经历,生活中不时说起书店的事,其中就有对读者的追忆和品评:那位家住郑州新通桥附近喜欢自制鸡蛋糕送给我们分享的老读者,不知道还在不在?开封通许的陈国光老先生如今该七十多岁了,他还坚持长跑和编印手抄报《长跑报》吗?专门收罗书名以“天”字打头的图书并将书斋命名为“天斋”的那位读者,是否依次购买了《天下衙门》、《天地有大美》、《天大的小事》?

因为心性相投,我和几位读者持续而深入地交往,成了很好的朋友。自然,出入书店的读者里,更多的人和我们仅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现在想起来有印象的,也多为只鳞片爪。

有读者对当代出版人将“文徵明”简化作“文征明”不以为然,认为和“钱锺书”不能简化作“钱钟书”同理,又说,明代若是文字狱盛行,“文征明”必难存于世矣。

有读者作如此断语:“谁要是一下子买走全套《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准不是读书人!这套书自有其优点,但也有不足,比如传统文化部分,全无注解,就是大学教授也难全盘攻下——有人全套买之,岂不可笑?”

有读者看到店员开发票时写的字,好为人师地要其练字,练毛笔字:“不要为找捷径而去学硬笔字,那都是骗人的!硬笔字写得好的,都有毛笔字的功底,而许多年轻人以为直接学写硬笔字就能写好了,其实不然。”他拿出了几封什么名人学会寄来的信,又说:“名利这东西真怪,不求它,只顾自己努力刻苦,到一定时候会自动找上门来。”

自然,也有印象深刻的,比如戴大洪。199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某次闲聊,我提及前一段戴大洪在《大河报》等媒体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汇编起来其实就是一本不错的书,以戴的水平和地位,此书绝对胜过记者们拼凑的《绝望的绿茵场》、《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不想,几个月后,这样的一本书(《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就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戴大洪原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辞职后,面对中国足球界的黑幕,不平则鸣,而此书便是一本1998年中国足球大论战的备忘录。

某日,戴大洪到三联书店买书,大发感慨:“现在开书店是在做善事,没有什么利益。”我们问他:“足球能赚钱?”他说:“足球也赚不了钱,但是足球至少热闹。”言外之意,开书店不但利润微薄,还寂寞。但显而易见,他并不满意热闹的足坛,连篇累牍地炮轰中国足协、揭露足坛黑幕,并且结集成书。他在为书店经理买的《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上如是题签:“没有书籍和足球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经理问戴:“如果中国足协的人看了此书,会作如何感想?”戴云:“这个你得问他们去。”

在《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的后记里,止庵称戴为“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而其书名,也让人联想到挥舞长矛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显得悲壮不已。数年后,就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张宇在谈及戴大洪时,认同其为“殉道者”的看法,不过又说,戴大洪当年太热衷于去争一个是非了,足球是不能说理的,他成天就只想到说理,将建业引向了一个歧途——俱乐部是一个企业,老戴的这种行事方式,显得自私了,将企业行为变成了个人行为。此后又数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扫黑”风暴,一批足协高官纷纷落马,有人回望往事,不禁念叨戴大洪的名字和作为……

而此时,戴大洪已远离热闹的足坛。从本质上讲,戴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这一点让多年的好友止庵深为折服。止庵在《师友之间》提及,当年他和戴打算自己编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已分别写出若干条目,但是规模太大,无力完成,遂改为编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挑选了三百六十五位作家,依生卒时间分别系于一年各日,每则约四百字,印在台历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写了一小部分,所以应该算是他的著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都说有兴趣,但终于没能出版。”多年以后,止庵与戴大洪合作校注了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可谓再续前缘。最近,戴大洪翻译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据说此举便是缘自止庵的建议。戴大洪的“回归”,是读书人的福气。

在万千读者里,不乏有着浓重三联情结的人,有的以至于更进一步,和我一样,由读者而成为书店的一员。经理是个过来人,每每此时,总要先浇点儿凉水,让其这份情感降温、稀释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缓冲,当诗意的想象遭遇琐碎的事务与缺憾的现实,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但毫无疑问,对于书店来说,拥有忠诚的读者总是幸事,那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2000年初,为迎接十年店庆,郑州三联书店举办了“我看三联”征文活动。河南建设集团冯长建的应征文章《品尝生活真味,读出社会新知》,便表达了这类读者的心声,摘录几句,以作小结:

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懒惰和现代节奏使我们早上匆匆喝一杯牛奶或在肮脏的地摊上吃两根油条再来碗什么汤之类的,中午一个盒饭或者冲泡一碗方便面,这都是敷衍和应付我们自己的胃。然后到晚上,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到钢筋丛林的都市兽笼里,步履安详,心境柔和地熬一锅香喷喷的米粥,再讲究地炒上两个小菜,放足各色的调料,然后细细品尝,慢慢回味。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晚餐,如果说我们吃早饭和午饭是为了活着,那么我们活着是不是为了这顿丰富祥和的晚餐呢?三联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文化晚餐。文化不是即冲即食的方便面,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米粥熬得时间越长,它的香味就越浓郁。夏天我们喝24小时加工出来的啤酒,那是为了解渴;冬天我们要喝陈年老窖,那是为了取暖。三联对我来说就是一锅熬了好久的米粥,一瓶放了多年的好酒,给我营养,给我热量。